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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20 09:57:22 来源:北京文艺网  
   
我的小说的主题就是:上帝的恩惠出现在魔鬼操纵的领地。每一篇出色的小说里都有这样一个瞬间:你可以感觉到,天惠就在眼前,它在等待被人接受或者遭到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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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丽·弗兰纳里·奥康纳于1925年3月25日出生于萨瓦纳,是家中的独苗,父亲爱德华是房地产开发商,母亲是瑞加娜。

  美国南方以新教徒居多,而住在圣约翰教堂附近的拉菲特广场的奥康纳是在少数爱尔兰天主教社区中长大的,从小便受到了圣文森特语法学校的修道院受到了很严格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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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在她五岁时,父母便教会她所喜爱的矮种鸡倒退行走。这绝活吸引了百代电影公司的注意,一名来自北方的摄像师还被派到奥康纳位于佐治亚州萨瓦纳市的家后院拍摄记录这一绝技。


  尽管该滑稽短片于1932年在美国众多电影院上映,但奥康纳从没看过。在多年后一篇发表在《假日》杂志上的文章中,她说这不太像真实的事件“给我留下终身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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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康纳自小就擅长写作和绘画,她的第一部“作品”“My Relitives”是由他慈爱的父亲装订起来的一些尖刻讽刺的绘画和图片说明。

  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为了父亲在联邦房建管理局的工作,奥康纳一家搬到亚特兰大。不久之后,她的父亲便患上红斑狼疮,并于1941年初去世,奥康纳受尽百般呵护的童年也随之结束,不仅如此不知是否是遗传的原因,几年后奥康纳也患上了红斑狼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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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奥康纳的父亲去世后,她的母亲随后带着她来到克莱因宅第,和亲戚住在一起。克莱因宅第是一所由联邦政府于1838年建造的房屋,装饰有圆柱和楔形板,在米利奇维尔成为战后佐治亚州的首府时,它曾临时作为州长的住所。


  奥康纳与她的母亲瑞加娜和三位姨妈——玛丽、凯特和格蒂住在一起,在一种强烈的母权环境中度过了她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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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康纳在皮博迪中学和当地的佐治亚州女子学院就读时,她花了大量功夫创作麻胶版画,并且都是些讽刺校园生活的“单格讽刺漫画”。也因此,她成为了学校里引人注目的漫画家。


  奥康纳敬仰詹姆斯·瑟伯(他是为《纽约客》杂志供稿的小说家和漫画家-译者注),于是她也跟着把自己的漫画作品投给《纽约客》杂志,但回应她的却是“许多鼓励性的回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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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45年秋季奥康纳入读爱荷华州立大学的新闻研究生院,她一开始计划当一名职业政治漫画家。但在爱荷华市的前几周,奥康纳发现了由保罗·安格尔组织的作家工作室,那是美国首个提供艺术硕士学位的研究项目,她因此转了专业。


  在发现自己要当一名作家后,奥康纳把“玛丽”从她的名字中剔除;在《音调》杂志上发表第一个故事《天竺葵》;获得了莱因哈特奖学金,开始创作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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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她来到艺术家社区亚多,花了九个月的时间继续创作她的小说,并且在那里认识了诗人罗伯特·罗威尔;1949年,奥康纳在曼哈顿住了六个月,遇见了出版商罗伯特·基卢克斯;随后移居到康涅狄格州的莱丁市,寄居在诗人兼翻译家的罗伯特·菲茨杰拉德家里,与其妻子萨利和他们的孩子住在一起,创作小说《智血》。


  《智血》是她的长篇处女作,是一则讨论通过信仰得到救赎的宗教寓言。这篇小说以20世纪中期田纳西州一座名叫托金汉姆的城市为故事背景,描写主人公黑兹尔·莫茨试图根除耶稣对他的影响,走上一条悲喜掺杂的精神幻灭、皈依之路,最后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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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58年4月奥康纳和她的母亲前往卢尔出国旅游,这也是她这一生唯一一次出国旅游。在她后来一篇描写此次疗养之旅的文章中,奥康纳写道,“在那,我为自己正在创作的小说祈祷,而不是为我的骨头,我没那么关心自己的骨头。而她所祈祷的小说便是以后发表的——《暴力夺魁》。


  在奥康纳1961年写下《鸟禽之王》时,已是拥有狂热追随者的文艺界名人了。尽管大部分时间都集中在创作短篇小说上,但奥康纳在于1962年开始写作她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书名暂定为《异教徒为何发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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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她还常常拄着拐杖前往美国各所学院和大学,共发表并主持了60多场演讲和读书会,其中包括芝加哥大学、圣母院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洛约拉大学和乔治城大学。她向一个朋友透露她自己“些许像拙劣的表演者”。


  不知在什么时候奥康纳患上了纤维瘤,只是在1964年在做完纤维瘤切除手术后,奥康纳的红斑狼疮再次复发。她在米利奇维尔的鲍德温县医院和亚特兰大的皮埃德蒙特医院就医。狼疮再次复发时,奥康纳正好在为她已计划好的第二部小说集进行创作。她继续写作《审判日》和《帕克的后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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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判日》是对她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天竺葵》的重写。奥康纳把书稿藏在医院的枕头下,这样医生就不会阻止她写作。她六月份回到家里,在7月7日接受了临终涂油礼,不久便获悉她的小说《启示》荣获得了欧亨利文学奖第一名。


  8月3日,奥康纳肾衰竭去世。8月4日在圣心教堂举行弥撒,在低沉的安魂弥撒曲结束后,她被埋葬在米利奇维尔的梅默里希尔公墓上,和她的父亲相邻。她的第二部小说集《上升的必将汇合》在她去世一年后发表,获得了高度的称赞和一致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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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终身未嫁,大部分时间和她的母亲呆在农庄里。奥康纳在那时本以为自己这样的生活和工作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她肯定没人会为她立传,因为“围绕房子和鸡圈转动的生活不会成就令人兴奋的作品。”


  然而《纽约时报》认为奥康纳小说集《上升的必将汇合》中的其中一篇短篇小说是“英语中有关写作形式的极少数经典之作”。该小说集在她去世八个月后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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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尔斯·波尔在《时代周刊》上评论道“她履行了...诺言”;《新闻周刊》的评论家称之为“大师之作”。

  这本白色封面的小说集背面印着托马斯·默顿所写的唯一墓志铭:“阅读弗兰纳里·奥康纳时,我想到的不是海明威、凯瑟琳·安·波特或萨特,我想到的是像索福克这样的人。”

  她《短篇小说全集》则在她去世之后于1972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奥康纳是二战后首位列入权威的“美国文库”的美国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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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康纳用她的作品告诉我们:“我的小说的主题就是:上帝的恩惠出现在魔鬼操纵的领地。每一篇出色的小说里都有这样一个瞬间:你可以感觉到,天惠就在眼前,它在等待被人接受或者遭到拒绝。”


  在这里,奥康纳向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她的小说的钥匙,这把钥匙上刻着“天惠时刻”这几个字。在她的小说里,尽管大部分时间故事里的人物都被堕落、自私、愚昧、自负、欺骗或冷漠所掌控,但是,总有那么一个时刻,奥康纳会安排上帝的恩惠降临到他们身上。

  在这圣灵显现的一瞬间,这些人物突然受到某种精神上的启迪,进而达到某种“顿悟”,他们也许会接受这一天惠,也许会拒绝它,但不管怎样,这一灵光闪现的“天惠时刻”会使他们的内心发生改变。


  这一时刻又是如何到来的呢?面对这个问题,奥康纳又将另一把钥匙递到我们手中,这一把钥匙上刻着的字是“暴力”。她说:“我发现,暴力具有一种奇异的功效,它能使我笔下的人物重新面对现实,并为他们接受天惠时刻的到来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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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人难寻


  弗兰纳里·奥康纳


  屠珍 译


  老奶奶不愿意去佛罗里达州,而想到东田纳西州去探望一下亲友,因此想方设法叫贝雷改变主意。贝雷是她的独养儿子,老奶奶如今跟着他过日子。这当儿,贝雷正坐在紧贴桌子旁边的那把椅子上,聚精会神地看报纸上橙色版面的体育消息。“贝雷,你瞧,”她说,“看看这条消息吧!”她站在那里,一只手叉在瘦小的胯骨上,另一只手冲着贝雷的秃脑瓜子擦拉擦拉地摇晃手里的报纸。“那个自称不合时宜的人,从联邦监狱里逃出来了,正向佛罗里达州窜逃呐。瞧这里说他对人们都干了些什么鬼名堂。有这样一个逃犯在州里窜来窜去,我可绝不带孩子还朝那个方向去凑热闹。要是那样做,良心上说不过去哟!”


  贝雷依旧津津有味地看报,头连抬都没抬一下。于是,老奶奶转身冲着孩子妈;孩子妈穿一条长裤子,脸膛宽得象棵圆白菜,露出一副天真无邪的表情,头上裹着一块绿头巾,两角扎得就跟兔子的一对耳朵一样。她抱着婴儿坐在沙发上,从罐里一勺一勺地舀杏儿喂他。老奶奶说:“孩子们已经去过佛罗里达州,该换个新鲜地方带他们去玩玩,让她们四处见识见识,开阔开阔眼界嘛,他们可从来没去过东田纳西州。”


  孩子妈好像没听见她的话,戴眼镜的八岁胖儿子约翰·韦斯利却插嘴说:“您要是不愿意去佛罗里达,干吗不呆在家里呢?”他跟妹妹琼·斯塔正坐在地上看滑稽画报。


  “就是让她在家里当一天女皇,她也不愿意呆,”琼·斯塔说。长着金发的脑袋抬也没抬。


  “是啊,要是那个不合时宜的人把你们俩都逮住,该怎么办?”


  “我掴他嘴巴子,”约翰·韦斯利说。


  “就是给她一百万块钱,她也不愿意呆在家里,”琼·斯塔又说,“她呀,总怕错过点什么没看见。反正咱们上哪儿,她必得跟着上哪儿。”


  “好咧,小姐,”老奶奶说,“等下回你再叫我给你卷头发,咱们瞧着办吧!”


  琼·斯塔说自己的头发天然就是鬈曲的。


  第二天清晨,老奶奶头一个上了汽车,准备出发。她带上自己那个硕大的黑旅行袋,把它放在角落里,它看起来活像一头河马的脑袋;下面还藏着一只篮子,里面放着她的老猫咪,她可舍不得把猫孤零零地留在家里呆三天,它会十分想念她的,况且她担心小宝贝会碰开煤气炉的开关,发生意外,窒息而死。说真的,她的儿子贝雷可不愿意带一只老猫走进汽车游客旅馆里活现眼。


  老奶奶在汽车后座正中间就坐,一边是约翰·韦斯利,一边是琼·斯塔。贝雷和孩子妈带着婴儿坐在前面。他们八点四十五分离开亚特兰大。启程时,车上里程表的数码是55890,老奶奶把它记了下来,因为她觉得等旅行回来,能说出总共逛了多少英里,那才叫有意思呢。车走了二十分钟,才来到郊区。


  于是,老奶奶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脱下雪白的线手套,连同自己的手提包一起放在后窗户架子上。孩子妈照旧穿着长裤子,头上依然扎着绿头巾。老奶奶却戴一顶海军蓝的硬边草帽,帽檐上有一束人造的白紫罗兰。她穿一身带小白点的深蓝色长衣服,镶花边的领子和袖口全是白玻璃纱做的,领口那儿还别一枝带香囊的布做的紫罗兰。万一发生意外,过往行人看见她暴死在公路上,谁都一眼就能辨认出她是一位高贵夫人。


  她说自己早就料到今天是开车出去逛逛的好日子,天气既不太热,也不太凉。她提醒贝雷,时速不得超过每小时五十五英里,巡警往往躲在牌和树丛后面,趁你还没来得及放慢速度就冷不防一下子把你逮住。一路上,老奶奶把奇物异景一一指点出来,石山啦、公路两旁时时出现的蓝色花岗石啦、微带紫纹而闪闪发亮的粘土斜坡啦,还有地里一排排饰带般绿油油的庄稼啦。银白色的阳光普照树丛,几株长得顶不像样的树木在明晃晃地发亮。孩子们还在看连环滑稽画报,妈妈打盹儿了。


  “咱们快点穿过佐治亚州吧,省得没完没了地尽看它,”约翰·韦斯利说。


  “我要是个小孩儿,”老奶奶说,“决不用这种口气数落自己的家乡。田纳西有高山,佐治亚有小山,各有各的特点嘛!”


  “田纳西不过是一块垃圾堆似的高低不平的山地罢了,”约翰·韦斯说,“佐治亚也是个不起眼的地方。”


  “说得完全对,”琼·斯塔帮腔道。


  “我小时候,”老奶奶交叉着满带青筋的十指,说道:“孩子对自己的家乡啦、自己的父母啦,还有别的一切一切,都比现在更尊重。那当儿,大伙儿都规规矩矩。嗨,快瞧那个怪可爱的黑崽子!”她指着一个站在一问棚屋门口的黑孩子说。“这不是一幅画吗?”她问道,大家都转过头来,从后窗户往外瞧。黑孩子冲他们招了招手。


  “他光着屁股呐!”琼·斯塔说。


  “没准儿他根本没有裤子可穿,”老奶奶解释道。“乡下的黑崽子可不像咱们那样样样都有。我要是会画画儿,一定画这样一幅画。”


  两个孩子交换连环画报看。


  老奶奶要帮着抱抱婴儿,孩子妈就从前座靠背上把他递过来。她把孩子放在膝上轻轻颠着,给他讲沿途看见的东西。她转动眼珠,努起嘴唇,还把干瘪的老脸贴到婴儿光溜溜的脸蛋儿上。孩子偶尔恍恍惚惚地冲她微微一笑。这当儿,他们正路过一大块棉花地,当中用篱笆围着五、六个坟头,好似一个小岛。“快瞧那块坟地!”老奶奶指着坟圈子说:“那是个老宅的茔地,属于这个种植园的。”


  “种植园在哪儿呐?”约翰·韦斯利问。


  “飘走喽!”老奶奶说,“哈哈!”


  孩子们看完了他们带的每一本连环画报,就打开饭盒吃起来。老奶奶吃了一份花生酱夹心的三明治和一枚橄榄;她不准孩子把纸盒和揩嘴的纸巾随便往窗户外头乱扔。他们没什么事可干,于是,就玩起游戏来。每人选定天上一块云彩,让另外两个人猜它象什么。约翰·韦斯利挑了一块宛如一头牛似的云彩,琼·斯塔猜它像牛,可是约翰·韦斯利说不对,是辆汽车。琼·斯塔说他不公平,两人就隔着老奶奶,噼里啪啦对打起来。


  老奶奶说要是他俩肯消停下来,就给他们讲个故事。她一讲故事,眼珠就翻来翻去,晃头晃脑,活像在做戏。她说啊,在她还是少女的时候,有一位先生来自佐治亚州贾斯珀,名叫埃德加·阿特金斯·蒂加登,一个劲儿追她。她说他长得别提有多俊啦,是个绅士,每星期六下午都来看她,还必定给她带来一个西瓜,上面刻着他的姓名缩写字母——“E.A.T.”。嗯,她说有一个星期六,蒂加登先生又夹着西瓜来了,可巧没人在家,他就把西瓜留在屋前门廊上,乘坐他那辆晃里晃荡的旧汽车回贾斯珀了。她可从来没收到那个西瓜,因为有个过路的黑崽子看到西瓜上刻的三个字母是“吃”,就把它给吃掉了!这个故事好像挠了约翰·韦斯利胳肢窝下的痒痒肉,使他格格地笑个没完,琼·斯塔却觉得没多大意思。她说她绝不会嫁给一个每逢星期六只给她带一个西瓜来的男人。老奶奶说当初她要是嫁给蒂加登先生,那才叫嫁对了,因为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绅士,“可口可乐”汽水刚一创牌子,他就买下它的不少股票。前几年他才归西,死的时候是个大阔佬。


  他们在宝塔餐厅门前停下车来,进去吃烤肉三明治。这家餐厅坐落在蒂莫西郊外的一块旷地上,是用拉毛水泥和木料盖的,兼作加油站,里面还有一间跳舞厅。老板名叫红萨米·巴茨,是个大块头。房子这儿那儿到处张贴着招徕顾客的,连好几英里以外的公路上都看得见这样的:


  尝尝红萨米的名牌烤肉!红萨米的烤肉美味可口,名不虚传!红萨米!那个笑眯眯的胖小子!名副其实的烤肉专家!红萨米为您效劳!


  红萨米这时正躺在餐厅外面光秃秃的平地上,头钻在一辆卡车下面修呐,旁边有只一英尺来高的小灰猴子作伴,它被铁链拴在一棵楝树上,叽叽咕咕地叫个不停。小猴子看见孩子跳下汽车,冲它跑来,立刻往回一窜上了树,爬到最高的树梢上去了。


  宝塔餐厅里面是间长条的屋子,黑咕隆咚,一端有个柜台;另一端放着几张桌子,中间空档权当舞池。贝雷一家人拣了自动电唱机旁边的一张桌子,坐了下来。红萨米的老婆,一个肤色晒得通红的高个儿女人,眼睛和头发的颜色比肤色还要浅,走过来招呼,问他们想吃点什么。孩子妈往电唱机的小洞口投进一枚硬币,顿时奏出《田纳西圆舞曲》,老奶奶说不知怎的,这支曲子总叫她想站起来跳舞。她问贝雷愿不愿意跳个舞,他只冷冷地回瞪了一眼。他可不像她那样性情开朗,旅行使他感到厌烦。老奶奶棕色的眼睛炯炯发光,脑袋瓜子摆来摆去,做出一副坐在椅子上跳舞的姿态。琼·斯塔要听另外的曲子,好跟着拍子跳跳,孩子妈又往电唱机的小洞口投进一枚硬币,于是放出一支节拍快的曲子,琼·斯塔便走进舞池,跳起踢跶舞。


  “多么可爱的小姑娘啊!”红萨米的老婆站在柜台后面探身说。“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小女儿?”


  “不,当然不愿意,”琼·斯塔说,“就是给我一百万块钱,我也不愿意呆在这样一个破烂的鬼地方!”她跑回自己的座位上去了。


  “多么可爱的小姑娘!”那女人又重复一句,彬彬有礼地作个窘相。


  “你不觉得丢脸吗?”老奶奶轻声责备道。


  红萨米进来了,叫他的老婆少在柜台那儿磨蹭,赶紧招待顾客。他穿的那条卡其裤子,只齐到胯骨那儿,大肚子像袋粮食似的,耷拉在裤腰上,在衬衫里头颠来颠去。他走过来,在附近一张桌子旁坐下,一连声叹了好几口气,嘴里嘟嚷道:“简直没法办!没法办!”他用一块灰不拉几的手帕擦了擦红通通的脸膛上的汗珠子。“这年头,您真不知道该相信谁才好,”他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人确实没有从前那样好啦,”老奶奶说。


  “上星期有两个家伙闯进来,”红萨米说,“他们开一辆克莱斯勒牌汽车,一辆撞得稀里哗啦的破车,不过没有多大毛病。这两个小伙子,依我看,也还规规矩矩,说是在工厂里干活的。于是,我就让他们灌满了要买的汽油。唉,我干吗要那样做呢?”


  “因为你是个好心肠的人!”老奶奶当即答道。


  “是啊,夫人,我想就是这么回事,”红萨米说,仿佛深受感动似的。


  他的老婆端来吃食,没有托盘,居然一下子把五盘全都端来了,一手拿两盘,胳膊肘上还悬乎乎地托着另一盘。“在上帝的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里,没有一个人能让你信得过,”她说。“没有一个人例外,没有一个人哟!”她瞧着红萨米,又重复了一句。


  “报上提到那个越狱的、不合时宜的人的消息,你们看到了吗?”老奶奶问。


  “他没有马上到这儿来抢劫,我一丁点儿也不感到奇怪,”红萨米的老婆说,“他要是听说有这个地方,准保会来的。他要是听说钱柜里只有两分钱,必定会……”


  “得啦,得啦,”红萨米说,“快去把‘可口可乐’给客人拿来吧。”那女人走开了,去端别的东西。


  “好人难寻哟,”红萨米说,“样样事情都变得糟糕透顶。我记得当年出外,大门都可以不锁。再没那种好日子喽。”


  他跟老奶奶谈论往昔美好的年月。老奶奶说,依她看来,如今出现这种情况,欧洲该负全部责任。她说欧洲那种作法,叫人以为我们全是钱做的咧。红萨米认为谈这些也都白搭,不过老奶奶的话还是千真万确的。孩子跑到大太阳底下看条纹累累的楝树顶端那只猴子去了。它正忙着抓身上的跳蚤,用牙小心嗑着,好像在吃什么珍馐美味。


  酷热的午后,他们继续驱车前进。老奶奶打瞌睡了,每隔几分种就让自己的呼噜声扰醒一次。到达图姆斯博罗郊外时,她醒过来了,想起当年她还是少女的时候参观过附近的一个古老的种植园。她说那栋房子前廊矗立着六根又大又白的柱子,一条幽静的林荫道,两旁种着成排的栎树,直通到大门前。两边各有一个木格子的小凉亭,你跟情人在花园里散步累了,可以在那里歇歇脚。她记得清清楚楚从什么地方转弯就可以通到那里。她明明知道贝雷不愿意浪费一点时间去看一所老宅子,可是她越说越想去看看,瞧瞧那对小凉亭有没有坍掉。“那栋房子里还有一堵秘密的夹板墙咧!”她狡黠地说,说的并非实话,却希望人人相信,“传说当年谢尔曼将军带兵过来的时候,这家人把银器全都藏在里面了,可是后来再也没有找到。”


  “嘿!”约翰·韦斯利说,“咱们去瞧瞧!准能找到!咱们把木板全都捅穿,准能找到!现在谁住在那儿?该从哪儿转弯?嘿,爹,咱们能到那儿去转一下吗?”


  “我们从来没见过带秘密夹板墙的房子!”琼·斯塔尖声喊道,“咱们到那栋带秘密夹板墙的房子去吧!嘿,爹,咱们干吗不去看看那栋带夹板墙的房子呀?”


  “反正离这儿也不太远,我知道,”老奶奶说,“用不了二十分钟。”


  贝雷直盯着前方,下巴颏儿板得像马蹄铁一般硬。“不去,”他说。


  两个孩子嘁嘁喳喳乱叫起来,非要去看看那栋带夹板墙的房子不可。约翰·韦斯利使劲踹汽车前座的后背。琼·斯塔趴在妈妈的肩膀上,哼哼唧唧地诉说他们连假期都过得不开心,从来不能称心如意地干他们想做的事。婴儿也哇哇地嚎起来。约翰·韦斯利猛踢椅背,劲头之足,他爹连腰眼那儿都感到了冲力。


  “好,好,好!”他喊道,在路旁刹住车,“你们都给我住嘴,行不行?住嘴一秒钟,好不好?你们要是不消停下来,哪儿也不去啦。”


  “去看一看,对孩子也很有教育意义嘛!”老奶奶喃喃着说。


  “好啦,”贝雷说,“可是记住,只为这种劳什子停留一次。就此一次,下不为例。”


  “车子倒回去差不多一英里,就到了那条该转弯的土道,”老奶奶指挥道。“刚才路过那儿,我记了一下。”


  “一条土道!”贝雷嘟囔了一句。


  于是,他们掉头朝那条土道驶去。老奶奶又想起那栋房子别的特征,像前厅漂亮的玻璃门啦,大厅的烛灯啦,等等。约翰·韦斯利说秘密夹板墙没准儿藏在壁炉里头吧。


  “那栋房子,你们根本进不去,”贝雷说,“你们不认识房主。”


  “你们在前面跟主人谈话,我就绕到屋后去,跳窗户进去,”约翰·韦斯利建议道。


  “我们宁愿呆在汽车里,”妈妈说。


  他们转到那条土道,汽车颠簸地驶了进去,顿时扬起一阵阵粉红色尘土。老奶奶想起当年没有石子路,一天至多能走三十英里路。这条土道,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不少地方还有积水,有时还得在险峻的路堤上来个急转弯。霎时间,他们的车子行驶在山坡上,眺望得见几英里以外茫茫一片青里透灰的树梢;转瞬间,他们又陷入一个红土坑洼里,四处满布尘土的树木都在俯视他们。


  “那个鬼地方最好马上出现,”贝雷说,“要不然我就要折回去了。”


  这条土道像是一条长年累月没人走过的路。


  “没多远了,”老奶奶说,话刚一脱口,脑子里蓦地闪现一个糟心的念头,窘得她满面通红,两眼发直,两条腿一抬,把那个放在角落里的旅行袋碰翻了。旅行袋一倒,老猫咪喵地一声从那个盖着报纸的篮子里窜出来,蹦到贝雷的肩膀上去了。


  孩子们摔倒在车厢里,孩子妈紧抱着婴儿被甩出车外,跌倒在路上;老奶奶也给甩到前座上去了。汽车翻了个斤斗,掉进路旁的沟壑。贝雷仍然坐在驾驶座上。那只猫——一只宽白脸,红鼻头,灰条的狸花猫——像条肉虫子似的紧盘在他的脖子上。


  孩子们一发现脚还能动弹,便从车厢里爬出来,嘴里嚷道:“出车祸喽!”老奶奶蜷缩在前车厢的踏板上,但愿自己受了点伤,免得贝雷的火气全冲她一人发来。车祸发生前,她脑子里猛地闪现的那个糟心的念头,原来是她方才记得一清二楚的那栋房子并不在佐治亚州,而是在田纳西州。


  贝雷用两只手把猫从脖子上揪下来,往窗外面一棵松树那边狠狠扔过去。接着,他下了汽车,先找孩子妈;她抱着哇哇哭的婴儿,呆坐在红粘土的沟沿上,幸好只是脸上划破一个口子,肩膀有点扭伤。“出车祸喽!”孩子们狂热地吱哇乱叫。


  老奶奶瘸着腿从车厢里钻出来,琼·斯塔失望地说:“真可惜谁也没死!”老奶奶的帽子依然扣在脑袋上,可是前檐断裂了,往上翘起,形成一个挺时髦的角度,边上还耷拉着那朵紫罗兰的花蕊。除了两个孩子,他们三个人都在沟里坐下来,从惊吓中慢慢苏醒过来,浑身直打颤。


  “也许会有辆汽车路过吧,”孩子妈沙哑地说。


  “我的内脏不定哪儿受了伤,”老奶奶说,手直揉肋骨,可是没人搭理她。贝雷气得上下牙直打磕碰。他穿一件黄运动衫,上面印着蓝鹦鹉,脸色跟运动衫一般蜡黄。老奶奶决定不提那栋房子是在田纳西州了。


  路面要比他们坐的地方高出十英尺,他们只能望见路那边的树梢。还有更多的树木,在他们陷进去的那个沟壑后面,苍郁而挺拔。几分钟过后,他们看见远方山坡上有辆汽车朝他们这个方向慢慢驶来;车里的人好像在注视他们。老奶奶站起来,使劲挥动两只胳臂,好让人家注意。汽车继续慢吞吞地开过来,时而在转角处隐没,时而又冒出来,驶到他们刚才路过的那个山坡时,蠕动得越发慢了。它就象一辆又黑又大、破旧不堪的柩车,里面坐着三个男人。


  车在他们头顶上方的土道上停下来。司机毫无表情地凝视着他们所坐的地方,不发一语。接着,他回头跟另外两个人嘀咕了几句,三人便一块儿从汽车里下来。一个是胖胖的小伙子,穿一条黑裤子,上身是件红运动衫,胸前印着一匹飞驰的银色骏马。他溜达到这家人的右边,站在那里,半咧着嘴,狞笑地盯视着他们。另一个小伙子,穿一条卡其裤子和一件蓝条的外衣,头戴一顶灰礼帽,帽檐拉得很低,几乎遮住了大半个脸。他慢吞吞地踱到这家人的左边。两个人一句话也没说。


  司机下了车,站在车旁低头瞧着他们。他比另外两个人年纪大,头发有点灰白了,戴一副银丝边眼镜,显出一副堂堂学者的派头。他生就一张马脸,皱纹挺多,没穿衬衫,也没穿背心,下身是条绷得很紧的蓝色劳动布裤子,手里拿一顶黑帽子和一管手枪。两个小伙子手里也有枪。


  “我们出车祸啦!”孩子们扯起尖嗓门喊道。


  老奶奶有股奇特的感觉,好像认识那个戴眼镜的人,面熟得很,仿佛已经跟他认识一辈子了,可就是想不起他到底是谁。那人离开汽车,朝沟下走来,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免得滑倒。他穿一双棕白两色的皮鞋,没穿袜子,脚腕子又红又瘦。“你们好,”他说,“我瞧见你们翻了一个滚。”


  “翻了两个滚,”老奶奶答道。


  “不,一个滚,”他纠正道。“我们看得一清二楚。海勒姆,你去试试他们的车子还能开动不,”他悄声对戴灰帽子的小伙子说。


  “你干吗拿把手枪?”约翰·韦斯利问。“干吗拿枪啊?”


  “太太,”那人对孩子妈说,“你能不能叫两个孩子挨着你坐下来?我一见孩子就心烦。我要你们一块儿坐在原地不动。”


  “你凭什么支使我们?”琼·斯塔问。


  他们身后的树林像一张咧开的大黑嘴。“过来,”孩子妈说。


  “你瞧,”贝雷突然开口了,“我们现在处境十分尴尬。我们……”


  老奶奶啊的尖叫一声,猛地爬起来,瞪着两只大眼。“你敢情是那个不合时宜的人!”她说,“我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


  “老太太,”那人说,微微一笑,仿佛被人认出来不由得自鸣得意似的,“不过,老太太,要是您没认出我是谁,也许对您全家倒会更有利些。”


  贝雷很快掉过头来,跟他妈嘟哝了几句,连孩子们听见都吓了一大跳。老奶奶呜咽起来。那个不合时宜的人脸涨得通红。


  “老太太,”他说,“别难过。有时一个人说话并非出自本意。我想他原本没打算跟您这样说话。”


  “你不会杀害一个妇道人家吧?”老奶奶一边说,一边从袖口里掏出一块干净手绢使劲掩了掩眼睛。


  不合时宜的人用脚尖在地上钻了个洞,又用脚把它填平。“除非万不得已,我是不愿意下毒手的,”他说。


  “听我说,”老奶奶几乎像是在尖叫,“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匪徒之辈。我知道你准是好人家出身!”


  “对了,老太太,”他说,“世界上最好的人家。”他笑了,露出一排整齐而结实的白牙齿。“上帝再也没造出比我妈更好的女人了,我爹心地也跟赤金一样纯洁,”他说。那个穿红运动衫的家伙绕到这家人的背后站住,手枪别在胯骨那儿。不合时宜的人蹲了下来。“博比·李,看住这两个孩子,”他说。“你晓得他俩搅得我心神不定。”他瞧着面前挤作一堆的六口人,似乎有点发窘,仿佛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咦,天上一点云彩也没有,”他抬头看了一眼说。“不见太阳,可也没有云彩。”


  “是啊,今儿天多好,”老奶奶说。“听我说,你不该管自己叫不合时宜的人,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好心眼的人。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别说话!”贝雷嚷道,“全都闭上嘴,让我一个人来应付这局面!”他像运动员那样蹲伏在地上,仿佛要起跑,可是并没动窝。


  “谢谢您的恭维,老太太,”不合时宜的人用枪托在地上画个小圆圈。


  “这辆车修好,起码得花半个小时,”海勒姆望着汽车凸起来的顶篷,提醒了一句。


  “那你和博比·李先把他跟那个男孩带到那边去吧!”不合时宜的人指着贝雷和约翰·韦斯利说。“这两个小伙子要问你点事,”他又对贝雷说,“请跟他们到那边树林里走一趟吧。”


  “您瞧,”贝雷说,“我们现在处境非常尴尬,稀里糊涂得还闹不清怎么回事呐!”他的声音嘶哑,两眼跟他衬衫上的蓝鹦鹉一般蓝而殷切。他一动也没动。


  老奶奶抬手整理整理帽檐,好像也要跟儿子一块儿进入树林,可是帽檐不幸脱落在手中,她楞在那里,瞪着手里拎着的帽檐,过了半晌才松手让它落在地上。海勒姆揪住贝雷的胳膊,像搀老头儿那样把他搀扶起来。约翰·韦斯利紧拉着爸爸的手,博比·李跟在后头,他们朝树林走去。刚要进入阴森森的树林,贝雷一转身,靠在一棵光秃秃、灰暗的松树干上,喊道:“娘,我一会儿就回来,等着我!”


  “眼下就回来吧!”老奶奶尖声喊道,但是他们还是消逝在树林里了。


  “贝雷,我的儿啊!”老奶奶凄惨地嚷道,可是她发现自己正在瞧着蹲在她面前的不合时宜的人,便绝望地对他说:“我知道您是个好人,您可一点也不像坏人!”


  “不,我不是一个好人,”不合时宜的人好像仔细掂量了一下她的话,然后说道:“可我也不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我爹说我跟我的兄弟姐妹不一样,是另一个品种的狗崽子。‘你知道,’我爹说,‘有人一辈子也没问过一个为什么,可是另有一些人总爱刨根问底。这孩子就属于后一种人。他将来准会到处惹是生非!’”他戴上黑帽子,突然仰视天空,又朝树林深处张望一下,仿佛又有点发窘。“很抱歉,我在你们两位太太面前光着上身,”他说,耸耸肩膀,“我们一逃出来,就把囚犯衣服埋掉了。没有更好的改善之前,只好凑合有什么穿什么。这几件衣服也是向几位遇到的人借来的呢,”他解释道。


  “没什么关系,”老奶奶说,“贝雷的箱子里也许还有件替换的衬衫。”


  “我这就去看看,”不合时宜的人说。


  “他们把他带到哪儿去啦?”孩子妈嚷道。


  “我爹是个了不起的人,”不合时宜的人说。“你怎么也抓不着他的把柄,尽管他从来没跟官方发生过什么麻烦。他就是有办法对付他们。”


  “你要是肯试着那样办,也可以成为一个堂堂的正人君子,”老奶奶说,“想想看,要是能安顿下来,舒舒服服过日子,不用成天价想着有人在追捕你,那该多好啊!”


  不合时宜的人一个劲儿用枪托在地上刮土,仿佛在考虑这个问题。“是啊,老太太,总是有人在追捕你,”他喃喃说。


  老奶奶发现他帽子下面的肩胛骨挺瘦,因为她正站在那里瞧着他。“你祷告吗?”她问。


  他摇摇头。老奶奶只看见那顶黑帽子在他的两块肩胛骨之间晃来晃去。“不祷告,”他说。


  树林里传来一声枪响,紧跟着又是一响。随后一片静寂。老奶奶猛地扭过头去。她听得见风从树梢吹来,像是心满意足地抽了口长气似的。“贝雷儿啊!”她叫唤道。


  “我在唱诗班里唱过一阵子,”不合时宜的人说,“我什么都干过。服过兵役,陆军啦、海军啦,国内国外都驻扎过,结过两次婚,在殡仪馆里当过差,铁路上干过一阵子。此外,种过庄稼,遇到过龙卷风,还见过一个男人活活给烧死。”他抬头瞧着孩子妈和小姑娘,她俩紧紧偎在一起,脸色惨白,目光发呆。“我还见过一个女人让人鞭打呐!”他说。


  “祈祷吧,”老奶奶说,“祈祷吧……”


  “我记得自己从来也不是个坏孩子,”不合时宜的人用一种近乎轻柔的声调说,“可不知在哪里做了点错事,就被送进教养院,活活给埋没了。”他抬头注视着她,好让她注意听。


  “那正是你该祷告的时候,”她说,“头一次你被送进教养院,是为了什么呀?”


  “你向右转是堵墙,”不合时宜的人又仰起头来,凝视万里无云的天空,说道,“你向左转,还是堵墙。抬头是天花板,低头是地板。我忘了自己干了什么,老太太。我坐在那儿,冥思苦想,想想自己到底干了什么错事,可是直到今天也没想起来。有时觉得快想起来了,可是总没有个结果。”


  “他们可能错判了吧?”老奶奶含含糊糊地问。


  “没有,”他说,“没弄错。他们有白纸黑字的证据。”


  “你别是偷了什么东西吧?”她问道。


  不合时宜的人冷笑一声。“谁也没有什么我想要的东西,”他说,“教养院的主任医师说我犯的罪是杀死了亲生父亲,可我知道那是瞎说八道。我爹是一九一九年闹流行性感冒时死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他葬在霍普韦尔山浸礼会教堂的墓地,你不信可以自己去看看。”


  “你要是祈祷,”老奶奶说,“耶稣会帮助你的。”


  “说的是,”不合时宜的人说。


  “那你干吗不祈祷啊?”她问道,突然高兴得浑身颤抖。


  “我什么帮助也不要,”他说,“我自己干得蛮好。”


  博比·李和海勒姆从树林里从容地走出来。博比·李手里还拎着一件印着蓝鹦鹉的黄衬衫。


  “博比·李,把那件衬衫扔过来,”不合时宜的人说。衬衫嗖地飞过来,落在他的肩膀上,他就把它穿上了。老奶奶说不出这件衬衫给她带来了什么回忆。“不,老太太,”不合时宜的人一边说,一边扣扣子。“我发现犯罪没什么了不起。可以干这件事,也可以干另一件事,杀人啦,从他的车上拆下一个轮胎啦,都一个样,因为迟早你总会忘掉自己干了些什么,而且要为这受到惩罚。”


  孩子妈呼哧呼哧地喘气,好像上气不接下气似的。


  “太太,”他问道,“你和小姑娘愿不愿意跟随博比·李和海勒姆到那边去同你丈夫会合?”


  “行,谢谢,”孩子妈有气无力地说。她的左胳膊不听使唤地来回晃悠,另一只胳膊抱着睡熟了的婴儿。她吃力地往沟坡上爬,不合时宜的人说:“海勒姆,搀一把那个女人。博比·李,你拉着小姑娘的手。”


  “我不要他拉着,”琼·斯塔说。“他那副模样让我想起一头猪。”


  胖小子脸涨红了,笑了笑,抓住小姑娘的胳臂,紧跟在她妈妈和海勒姆身后,把她拖进树林。


  老奶奶发现如今只剩下她和不合时宜的人单独在一起,反倒说不出话来了。天空既没有一块云彩,也没有太阳。她周围除了树林,什么也没有。她想告诉他应该祷告,张了几次嘴,又闭上了,没吭一声。最后,她发现自己在念叨“耶稣啊!耶稣啊!”意思是说耶稣会帮助你,可是从她那种口气听来,倒像是在咒骂耶稣。


  “是啊,老太太,”不合时宜的人仿佛同意似地说,“耶稣把一切都搅得乱七八糟。他的处境跟我差不离儿,只不过没犯什么罪罢了,而他们却能证明我犯过罪,因为他们有我犯罪的白纸黑字的证据。当然罗,”他说,“他们从来也没有给我看过我的罪证,这就是干吗现在我干脆自己签字。我老早就说过自己签字,好汉做事好汉当,然后自己保存一份原件。这样你就知道自己到底干过啥,可以衡量一下所受的惩罚跟所犯的罪是否合情合理,最后你可以拿出点凭据证明自己被惩罚得一点也不公平。我管自己叫不合时宜的人,”他说,“因为我没法认为自己被处罚得合情合理,罪有应得。”


  树林里传来一声尖叫,紧跟着是声枪响。“老太太,有人没完没了地受惩罚,而别人却从来也没挨过罚,您认为这合乎情理吗?”


  “耶稣啊!”老奶奶喊道,“你出身高贵,我知道你不会枪杀一个妇道人家的!我知道你是好人家抚养大的!耶稣啊!你不该枪杀一个妇道人家。我可以把我带的钱都给你!”


  “老太太,”不合时宜的人说,望着树林深处,“从来也没听说过死尸赏小费给抬棺材的人的。”


  又传来两声枪响,老奶奶像一只讨水喝的喉咙干燥的老火鸡那样扬起头来啼叫,“贝雷儿啊,贝雷宝贝儿啊!”心似乎都快碎了。


  “只有耶稣能叫人起死回生,”不合时宜的人接着说。“他不该那么做。他把一切都搅得乱七八糟。如果他照他所说的那样做,那你最好抛弃一切,追随他去吧。如果他没有那么做,那你最好尽情享受一下生命的最后几分钟吧——杀个把人啦,放把火烧掉那人的住房啦,要不然对他干些丧尽天良的事。除了伤天害理,别无其他乐趣。”他说着,嗓音几乎变得象是在嗥叫。


  “也许耶稣没有叫人起死回生过,”老奶奶喃喃说,连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她头晕眼花,扑通一下坐倒在沟里,两腿歪扭着。


  “我没在场,所以不敢说他没干过,”不合时宜的人说,“我真希望当时在场就好了,”他一边说,一边用拳头捶地。“我没在场,确实不对,因为要是在场,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啦。听着,老太太,”他提高嗓门说,“我要是在场,就会知道怎么回事啦,我也不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儿了。”他的嗓音好象要炸裂了,老奶奶头脑突然清醒了一下。她看见那家伙的脸歪扭着,离她自己的脑袋不太远,仿佛要哭似的,她便小声说道:“唉,你也是我的一个孩子,我的一个亲生儿哟!”她伸出两手,抚摸他的肩膀。不合时宜的人猛地闪开,好像让毒蛇咬了一口似的,朝她胸口砰砰砰连开三枪。然后,他把枪放在地上,摘下眼镜擦擦灰。


  海勒姆和博比·李从树林里走出来,站在沟渠上面俯视着老奶奶,她半躺半坐在一摊鲜血里,像孩子那样盘着腿,脸上还挂着一丝微笑,仰视着万里无云的晴空。


  不合时宜的人不戴眼镜,两眼显得暗淡无神,现出一圈通红的眼窝。“把她弄走,跟其他几个人扔到一块儿去!”他一边说,一边把那只在他脚边磨蹭的猫拎起来。


  “这位老太太真够贫嘴的,是不是?”博比·李说,哼着小调从沟渠上滑下来。


  “她要是一辈子每分钟都有人没完没了地冲她开枪射击,”不合时宜的人说,“她也会成为一个好女人的。”


  “挺有趣!”博比·李说。


  “住嘴,博比·李,”不合时宜的人说,“人生根本没有真正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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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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