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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04 09:25:24 来源:北京文艺网  作者:缘中源
   
人的命运并不是注定的,而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正如那句名言:“人有自由意志,成人成兽全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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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错误是拯救自己的第一步


  “认识错误是拯救自己的第一步”,这是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一句名言。古罗马哲人塞涅卡对它的解读是:“一个人要是尚未认识到自己在做错事,他是不会有改正错误的愿望的。更有甚者,有人吹嘘自己的错误,我敢肯定这些把自己的错误当美德的人决不会主动要去医治他的错误。谁要拯救自己,谁就要尽其所能暴露自己的错误。人必须对自己严厉些,你要先当原告,然后做法官,最后才做辩护律师,把对你的审问引向所有对你不利的证据。”


  在伊壁鸠鲁看来,缺乏自省可怕,不正确的自省同样可怕。有些人一旦陷于失败或遭受打击,惟有自怨自艾,强吞下失利的苦果,从此一蹶不振。还有些人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将自省意识等同于严苛的自责,他们对自己求全责备,这只能助长自卑的心理,不仅于事无补,还会加深内心的苦痛。


  自省既不等同于自怨自艾,也不是求全责备,它是精神层面的上的反省,是对灵魂的追问。自省的前提是承认过失,即知其“失”,同时要知其所以“失”,进而在行动中纠其“失”。自省不是外在的强加,而应该像吃饭睡觉那样成为我们自觉的行为。


  滚开,别挡着我的阳光


  犬儒哲学家第欧根尼和古希腊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亚历山大大帝还有一面之缘,这一面之缘促就了一段脍炙人口的故事。


  亚历山大大帝曾在科林斯邂逅哲人第欧根尼。大帝怀着崇敬之情上前:“朕即亚历山大。”正躺在地上晒太阳的哲人答:“我是狗崽子第欧根尼。”大帝问:“我能为您效什么劳?”哲人答:“不要挡住我的阳光。”大帝当即叹曰:“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便愿意我是第欧根尼。”


  一个政治巨人,一个犬儒派哲学代表人物,均为史书上的煊赫星斗。他们本不是一类人,却因为这次偶遇产生了动人心魄的关联。大帝对学问的景仰超越了狭隘的自尊,而哲人对内心的关切更胜过对这个世界的一切。他们都是无比宽宏的人物。


  权力对现实社会有巨大的影响,而哲学几乎是完全脱离现实的,可以说,亚历山大与第欧根尼生活在两个世界。哲学研究的是人的终极问题,帝王更关心眼前的社会。面对学问,亚历山大的话显得谦逊而幼稚,这与他的现实身份有关;第欧根尼的回答则显得飘渺洒脱,洋溢着哲人的内在华美气质。也许,第欧根尼将自己比作“狗”是有些造作的,他不应该蔑视一个人的基本尊严,包括他自己和帝王;而亚历山大不愠不火的态度与哲人相映成趣,昭示了他作为历史上少有的雄才大略的霸主脉脉含情的一面。是学问使他们有这样一次著名的邂逅,同时也是学问限制了他们进一步交流、交往,这是合理而又遗憾的。


  人有自由意志,成人成兽全靠自己


  这句格言出自卢克莱修之口。卢克莱修是伊壁鸠鲁的学生,也是伊壁鸠鲁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在哲学理论方面继承并发展了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伊壁鸠鲁认为,世上万物都是由不同的原子构成,而虚空则是这些原子以及由原子所构成的万物存在和运动的场所。“原子”是不生不灭、不可分割、坚实、独立而自己运动的物质微粒,但原子除了因重量而作直线下落运动外,它也在某一不定的地点和不定的时刻脱离直线而偏斜,并且因此,原子间也便有了排斥或碰撞。


  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这样解释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若非它们(原子)惯于这样稍为偏斜,它们就会像雨点一样地经过无底的虚空各自往下落,那时候,在原初的物体之间就永不能有冲突,也不会有撞击;这样自然就永远不会创造出什么东西。”对于伊壁鸠鲁说来,原子偏斜概念的提出与其说是为了更精当地解释某种宇宙秩序,不如说是在自然的探寻之外别有寄意。对于这一点,卢克莱修显然也是深有所悟的,他提示人们说:“如果一切的运动永远是互相联系着的,并且新的运动总是从旧的运动中按一定不变的秩序产生出来,而始基也不以它们的偏离产生出某种运动的新的开端来割断命运的约束,以便使原因不致永远跟着原因而来,——如果是这样,那么大地上的生物将从何处得到这自由的意志?”可见,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强调原子的偶然偏斜,是为了向世人证明人所具有的自由意志,也就是说,人的命运并不是注定的,而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正如上面的那句名言:“人有自由意志,成人成兽全靠自己”。


  生命好比是一场筵席


  罗马时期,以塞涅卡为代表的斯多亚派提倡一种反省灵魂的宗教实践。他说,每晚睡觉前都应该对一天的行为作一番自我检讨,然后才能进入平静的梦境。这样一种完全的“不动心”的境界类似于身后的不朽灵魂,那时候,灵魂摆脱了身体的负担,上升到了纯净的天域,与星辰为伴,轻松无比,尽情地享受宇宙的美妙,心旷神怡。这些宗教语言后来被吸收进基督教教义中,在当时引发并助长了盛极一时的自杀风气。


  塞涅卡说:“有勇气和智慧的人绝不逃避生命,但他能够舍弃生命。”渴望死亡是可耻的,但是勇于舍弃生命则是伟大而崇高的。因为主动地舍弃,是合乎理性、负责任的行为。这种死亡方式,被当时的斯多亚派称作“合理去世”或“自由去世”。斯多亚派的一些成员把自杀的合理性归纳为五条:生命好比是一场筵席,客人离席的理由可能是:让位于新的客人(比喻为他人而牺牲),对粗野的不速之客的反感(比喻对暴君的抗议),食物变得不可口味(比喻疾病),食物完毕(比喻贫穷),醉酒(比喻发疯)。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塞涅卡本人在暴君的统治下并没有自杀,而是被暴君杀害了。


  你知道万物都是根据上帝的意志而发生的话,你就会渴望它发生


  这句格言出自自新斯多亚派的塞涅卡。通过这句话,我们能够敏感地把握当时时代的变迁和学说的转变,与伊壁鸠鲁主义相比,斯多亚学派就更加冷静。我们常说一个人有斯多亚派似的冷静,就是指他们心不为外物所动,宿命而听天。世间万物的等级、秩序都是天注定好的。人如此无力,对外在事物加以干涉和改变是不可能的。人的任务是学会对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坦然接受。克制自我心灵,达到与万物合一是斯多亚学派幸福的膏脂。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将这种思想神秘化。从斯多亚学派那里,我们看到了斯宾诺莎的理性沉静,老庄的顺天无为,乃甚至佛教的般若涅磐。在个人没有机会和途径参与管理和运作的社会体制中,他们不得不通过种种方式逃避现实,转向自我的生活。伊壁鸠鲁主义小资似的幸福,反映了中产阶层的无奈和逃遁,当时中产阶层很少,所以应者廖廖;斯多亚学派代表了一般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选择,从者如云;而底层的社会民众,更多过着下面所说犬儒主义似的生活,只要能填饱饥腹,不为官扰吏侵,生活再艰难,也是可以忍受的。但事实往往不是这么简单,当犬儒似的生活都不能维持时,会反弹成对社会的反抗。在以后的哲学史中我们会看清这一点。


  斯多亚学派解释了基督教等宗教为什么首先会在下层人民中传播。身处卑贱,无助无力,但生活不仅要继续,还要快乐心安,这种理论克服了现状带给人的无能和沮丧感,同时维持了内心自尊,有点像我们常说的“阿Q”精神,不过这是更理论、更豁达的“阿Q”。分析斯多葛学派有助于说明一种思想或宗教产生的深层原因。费尔巴赫说宗教是人的异化,这是非常深刻的。


  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这句名言出于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之口。在西方哲学史上,很多哲学家对人的两面性都有深刻的认识。“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只不过是其中典型的说法。


  普罗提诺说:我们肯定被要求把人类作为宇宙的精选成员,最智慧的存在!但是事实上人类处于神与禽兽之间,时而倾向一类,时而倾向另一类;有些人日益神圣,有些人变成野兽,大部分人保持中庸。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意思是说:“天使”在人心中,“魔鬼”也在人心中。“天使”能生出理想、诚实、爱心、正直、廉洁、无私、欢乐……“魔鬼”能生出邪恶、残暴、冷酷、奸诈、贪婪、嫉妒、狂傲……“天使”会变为“魔鬼”,“魔鬼”也会变为“天使”,这虽然算不上什么规律,但却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存在。


  人类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天使”与“魔鬼”交织的历史,也是“天使”战胜“魔鬼”的历史。即使社会发展到今天,“魔鬼”还未从人身上退去,还在发生作用。因此我们要随时准备同心理的、生理的、行为的、物质的、精神的“魔鬼”作斗争,做一个勇于正视进而战胜“魔鬼”的强者,而决不屈服于“魔鬼”,甘当“魔鬼”的俘虏。


  人生在世,不过是过路的旅客


  这句名言出自中世界著名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成功地将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融合在一起,建立起了庞大的经院哲学体系。


  托马斯从灵魂不死的观点出发,大力宣扬“来世幸福”。“人生在世,不过是过路的旅客”,自然的道德生活可以使人得到尘世的幸福,但这种幸福是暂时的、虚幻的,只有神性的德性生活,才能使人换得永恒的、真正的幸福,即来世的天国幸福。在他看来,幸福不是美德本身,而是美德的最终报酬,它在本质上是对人类本性能力以外的上帝抱有无限的希望。尘世生活的幸福也并非最高幸福,最高幸福是对上帝的静观,从而使灵魂得救。这只有在来世、在彼岸世界才能做到,因而为争取现实生活的幸福而进行斗争就是恶和犯罪,最大的犯罪行为是异端或异教行为。对一切异教徒均应活活烧死,“将他们从世界上消灭掉”。


  无意行为不具有道德属性


  阿伯拉尔,中世纪著名的哲学家,神学家。在《自我认识》一书中,阿伯拉尔强调:动机决定行为之善恶,上帝所考虑的是人的意图,行为本身无所谓好坏。所以他道出了上面那句名言:无意行为不具有道德属性。一个行动的是非,不在其后果,而在其行动者的动机。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作同样的事情,由于意向不同,其行为的好坏也是不同的。一切从善的意向出发的行动都是善的,一切从恶的意向出发的行动都是恶的。人们不能为无法自主的自然禀赋承担道德责任,不能把人的意志、欲望当作犯罪意图的根源,意志是行动的动力,不是意图的动力,不能把意志定义为罪恶,也不能把自然欲望视为邪恶,禁欲主义的立场是荒谬的。因此,阿伯拉尔指出,犯罪意图是一种诱惑力,它刺激了自然的欲望和意志转变为邪恶的欲望和意志,应该谴责心灵对自然的犯罪倾向的主动认同。


  阿伯拉尔也反对“效果决定论”。他坚持意图决定善恶与否,意图是否实施或是否成功,都不能加减善恶的价值,效果大小不能改变意图本身。因此,不能用行动的效果来衡量意图的善恶,因为同一个行动可以同时出自善和恶的意图。在他看来,对犯罪活动的司法判决,依据的是行为的效果,属于一种公众意见。但它不能代替对犯罪意图的道德评判,这是上帝的工作,只有上帝才能根据人的意图作出善恶的公正赏罚。人不能自主地决定他的行动和外部环境,但却能自主地决定他的意图。只有行善的意图才是对上帝的尊重。


  【注】:本文节选自《不可不知的1000个哲学常识》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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