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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08 14:25:49 来源:日课live  作者:易中天
   
文化人,必须理性。他可以“愤怒”,不能“愤激”。或者说,可以怒骂,可以怒斥,可以怒吼,但一定基于理性的判断,归于理性的分析,而不是骂娘泄愤,煽动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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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本性


  士人、学人、诗人的特点是真,文人是伪。士人有真风骨,学人有真学问,诗人有真性情。文人呢?只有花腔,没有学养;只有欲望,没有理想;只有风向,没有信仰。所以,他们也“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尽管那姿态,往往会秀得“绚丽多彩”,能够“颠倒众生”,甚至“惊世骇俗”。


  这也并不奇怪。前面说过,文人的“本职工作”和“历史使命”,就是帮闲和帮腔,偶尔帮凶。只不过,有帮得上和帮不上、受重用和被排挤、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别。但,无论当班还是待业、在岗还是编外,甚至不过“闲杂人等”,其实“自作多情”,也都要走台、献艺、开屏,而且是秀给别人看的。既然如此,便并不需要什么学养、理想、信仰,也不需要自己独立的立场,“风姿绰约”即可。


  故,文人也可能有学问,但那是用来卖弄的;可能有性情,但那是用来表演的;还多半会有聪明才智,但那是用来舔痔疮的。有一次,一个文人进上书房,懵里懵懂,随口问了句“老头子来了吗”。不料乾隆从屏风后转出,问他“老头子”是什么意思。这文人立马跪下来奏道:万寿无疆谓之老,至高无上谓之头,父天母地谓之子。皇上龙颜大悦,这文人也转危为安。看来,正如士人有傲骨,并不妨碍他谦和;文人多傲气,也不妨碍他谄媚。甚至他们的“满腹经纶”和“一腔热血”,就是用来干这个的。


  显然,文人这一类型或品种,实在颇具“中国特色”。当然,是帝制时代的。现在虽已共和,奈何其阴魂不散!于是,帮闲者有之,帮腔者有之,帮凶者亦有之。“反右”时,“文4革”中,最热衷于整人,而且整文化人最凶的,正是文人。


  文人的德性,统治者心知肚明。最早把话说穿的,是魏文帝曹丕。他在《与吴质书》中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在《典论?论文》中,则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就是成语“文人无行”和“文人相轻”的出典。


  前面说过,文人一词,有三种用法和定义。起先指“有文德的人”,后来指“文秘”。再后来,指“舞文弄墨的人”,所以也叫“文人墨客”。这种用法,最早就出现在曹丕的这两篇文章。可见,后世通用的“文人”一词,刚一出现,就伴随着恶评。与“文人”相关的好词,却似乎没有。


  这就意味深长了。要知道,在统治者中,曹氏父子对文人,要算最好的。他们自己就是诗人,曹丕还是文艺理论家。他甚至曾以副君之重,参加王粲的追悼会,还带头学驴叫。曹丕尚且这样说,则文人口碑之差,品位之低,便可想而知。


  两副嘴脸


  可惜,像曹丕这样的明白人,并不多。


  说来也不奇怪,因为文人原本就有两副嘴脸,一副叫谄媚,还有一副叫狂傲。谄媚当然没人看得起,狂傲却有吸引力。因此,坊间流传的,便多半是文人狂傲的故事,比如让杨贵妃磨墨,高力士捧靴之类。祢衡的“击鼓骂曹”,也为众人津津乐道。


  这类故事之所以广为传播,又有两个原因。一是新奇。所谓“传奇”,不奇谁传?但既云传奇,当然稀少罕见。这岂非反过来证明,文人当中,其实狂者不多?


  第二个原因,就是“替代性满足”了。也就是说,在民众的内心深处,至少有某些统治者,比如昏君和暴君,奸臣和阉竖,是该骂的。或者,是可以表示一下蔑视的。但当真自己来骂,尤其是骂正在台上的,又不敢。最好是有别人来骂,还骂得出彩;有别人来蔑视,最后又没出问题。这就皆大欢喜。文人狂傲的传奇,便满足了这种心理需求。这当然有相当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可惜说到底,还是一种“意淫”。


  意淫也是有快感的,故很能迷惑一些人。而且,哪怕明知靠不住,也宁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久而久之,便信以为真,把假象当成了真相。


  其实这事,应该说是“亦真亦幻”。前面说过,凡文人,皆御用,只有“在岗”和“待岗”之别。这就要“见用”。用不上,就会闹情绪,发牢骚,甚至恼羞成怒,破口大骂。比如祢衡,就曾怀揣名片,奔走许都。求职不成,这才骂遍朝野。


  就连文人的“反叛”或“反骨”,也当作如是观。要知道,历史上的文人,原本就是皇帝的弄臣。当上了的如“宠姬”,没当上的如“怨妇”,但都无不“盼临幸如望云霓,展菊花似绽新蕊”。只要皇上的龙体能够眷顾,哪怕去当夜壶。皇家的夜壶,也总归是金贵的。


  如果连夜壶都当不上呢?那就破罐子破摔,由“文人”变成“狂人”。这跟后宫嫔妃为了争宠,由撒娇而撒泼,没什么两样,甚至就是“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正所谓:夜壶不能当,就去做宋江;一朝天子唤,没人不上床。文人会有两副嘴脸,原因就在这里。


  至于“新文人”,则不过换了东家。东家不定就是谁。可能是政府,也可能是民众。他们自己,则既可当“五毛”,也可扮“草根”。反正,秀场就是官场,人前即是御前,都是“只有姿态,没有立场”。既然本无立场,也就无所谓“左右”。左也好,右也罢,都是“走台”,都是“作秀”。正如我在《韩寒的新衣》中所说,对于他们来说,“为民请命”和“含泪劝告”没有本质区别,只看“画眉深浅入时无”。


  三种姿态


  除了狂傲,清高也是文人的一张脸,一副牌。


  文人清高吗?当然。清高,是文人的Logo。但,也只是Logo。真正的清高,属于士人。文人,其实是表演清高,或自命清高。只不过,久而久之,养成习惯,有时也变成了真清高。这就正如世界上本没有路。走得多了,也就成了路。


  这样的清高,也有三种。第一种是目空一切,孤芳自赏,自以为天下第一,谁都不放在眼里。这种名为“清高”,实为“傲慢”。第二种是忸怩作态,待价而沽,口头上唱的是“归去来兮”,骨子里想的是“终南捷径”。这种名为“淡泊”,其实“钻营”。第三种就是演技颇高,或半真半假,甚至本有清高的一面。这就正如“三陪小姐”,未必都是“风尘女子”,也有“清纯少女”型,卖艺不卖身的。看走了眼,上当受骗,那是你自己的事。


  文人,为什么要故作清高呢?因为“卖相”较好。要知道,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古代读书人的共同理想。文人也好,士人也罢,都一样。只不过,士人是去帮忙,文人却只能帮闲和帮腔。这就让其中一些也有理想抱负的,难免愤愤不平。如果连帮闲和帮腔的份都没有,更要抱怨。因此,不才明主弃,其实是“撒娇”;天子呼来不上船,则其实是“撒气”。因为李白,是并不甘心当文人的。


  撒娇和撒气,有没有用?难讲。但狂傲和清高,则肯定有利于“讲价”。人都是容易“犯贱”的,皇帝或掌权者也一样。你越是谄媚,他越是看不起。你要是摆摆谱,没准他更想要。这道理,有经验的交际花都懂。你不把银子花够,功夫做足,她决不会跟你上床。


  这就是文人的“清高”。其中,有做出来的,也有演出来的,都是姿态。至于恃才自傲,则其实是狂傲,是嘴脸,也是姿态。但无论哪种,都不敢蔑视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不但不敢得罪,还要受其荫庇,分其杯羹。所以,谄媚也是真嘴脸。


  故,古之文人,有两副嘴脸:谄媚和狂傲;也有两种姿态:狂傲和清高。但这是“老皇历”。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思想改造”,七十年代“斗私批修”。狂傲和清高,是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这是连撒娇和撒气,都被不允许,谁还敢故伎重演?


  现在就更没市场。改革开放后,公民作为个人,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和选择权。进入互联网时代,更可以对他人的作品和言论,自由地表达好恶和爱憎。这个时候,如果还傲气十足,牛皮哄哄,或者自视甚高,目中无人,谁尿你呀?


  这就要调整姿态;而新文人的新姿态,或者说新表情,就是“愤激”。


  新的表情


  调整是必须的。前面说过,凡文人,都要走台、献艺、开屏,而且是秀给别人看的。只不过,以前是秀给朝廷看,文坛看;现在则要秀给网民看,大众看。但,不管给谁看,都得察言观色,弄清楚看客喜欢什么,才能保证“收视率”。


  选择愤激作为姿态,也是有道理的。因为现如今,虽然日子越过越好,却又差不多每个人,都憋了一肚子气。弱势群体苦,中产阶级难,其他人也各有压力、烦恼和憋屈,可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很想“出他娘的一口鸟气”,是民众的普遍心理。这时,如果有人出来“代骂”(呵呵,不是“代驾”),肯定“大快人心”。甚至甭管骂谁,只要骂得痛快,也能让人爽。某些从不讲理只会骂人的家伙,居然拥有众多粉丝和拥趸,这是原因之一。


  何况愤激也有传统。辛亥以后,革命成了主旋律,激进成了主流派。调门越高,就越是显得立场坚定、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只不过,以前是一边倒地“左”,现在是分左右地“愤”。但无论“左愤”还是“右愤”,共同的特点,都是愤激、非理性、不讲道理。


  这就值得警惕。因为没有理性的立场,很可能只是姿态,或者表情。因此,他们完全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完全可能只是为了表态,站队,抢话筒,昭告天下,占领道德制高点,争夺公共话语权。这样的“侠义”,岂不可疑?


  何况就算他们的想法是真实的,又怎么样呢?也只能培养造就“太平天国义和团”,再加“革命小将红卫兵”。事实上,愤激的情绪,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它只能有一个效果,就是为走台作秀的文人增加“票房”。


  当然,国家有难,世道不公,有人出来说话,总比万马齐喑好,哪怕那人其实是作秀。不过,我更希望是“理性的声音”,而不是“正义的火气”。忧国忧民没有错,却决不等于骂爹骂娘。我们需要的,第一是理性,第二是理性,第三还是理性。


  事实上,有三种愤激:当事人的,一般人的,文化人的。第一种,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一个人,房子被强拆了,案子被错判了,血汗钱被私吞了,亲骨肉被杀害了,你还让他“淡定”,那是没有心肝。


  第二种,也可以理解,可以接受。因为“路见不平一声吼”,原本“见义勇为”,总不能要求人家吼得“温良恭俭让”。不过,我也愿善意提醒:最好能理性一点。至少,弄清事实。否则,弄不好就会整出“冤假错案”,那可是违背初衷的。


  至于文化人,则必须理性。他可以“愤怒”,不能“愤激”。或者说,可以怒骂,可以怒斥,可以怒吼,但一定基于理性的判断,归于理性的分析,而不是骂娘泄愤,煽动情绪。极端的情绪化,不是“士人的传统”,更不可能真正成为“社会的良知与良心”。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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